法治日报-法人网 全媒体记者 银昕

年关岁尾，华东地区遭遇了60年一遇的寒潮。冷风呼啸着掠过浙江省义乌市的大街小巷，穿过曾经熙攘喧嚣的商贸城建筑群，这座被誉为“世界超市”的义乌小城深切感受到了季节与产业的双重寒冬。“没见过这样的冬天，除了冷还是冷，高兴不起来。”2020年12月30日下午，面对《法人》记者的采访，义乌国际贸易城一名商户忍不住抱怨。

生意只能求稳

以小商品交易闻名于世的义乌，在很早之前就有交易小物件的商业传统，“货郎担”游商就是最早出现在义乌的商业人群——他们以物换物的方式，用当地出产的一种红糖换取鸡毛、纽扣等生活小物件，因此“货郎担”又得名“敲糖帮”，以物换物的方式又被称为“鸡毛换糖”。

“敲糖帮”从义乌出发，最远可以抵达江西省境内。上世纪90年代，“敲糖帮”逐渐形成有规模的地摊和商贩经济，又逐步发展成相对集中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如今，这些批发市场经营着200多万个品类，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日客流量超过20万人次，无可争议地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义乌共有7座商贸城，分别是位于市中心地带的篁园市场和宾王商贸城，以及与市中心稍有距离的义乌国际商贸城5座。7座商贸城同属于一个经营主体：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为义乌商城集团。从1993年成立至今，义乌商城集团已拥有15家分公司、5000多名员工。其中，义乌国际商贸城是地理位置相邻却又彼此独立的5栋巨大单体建筑，与篁园市场和宾王商贸城相比，国际商贸城5个区总建筑面积是前两者总和的十几倍。

一直以来，义乌商贸城的主要经济支撑来自外贸，全球各地小商品采购商纷纷聚集于此，客户大多来自南美、中美和中东等国家。何振威透露，去年年初义乌登记在册的外籍常住人口超过15000人。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在海外肆虐后，即使我国疫情有所收敛，也没能唤回这些常驻义乌的外籍采购商。相关数据显示，去年1月至4月，义乌登记入境的境外人员36066人次，同比下降79.3%。常驻义乌的外商人数下降了一半，仅剩下7000余人。

据记者了解，外商是义乌经济的“生命线”。义乌市政府曾积极邀请10000名外商返回义乌，但因入境限制及入境后严格的隔离及核酸检测要求，最终只有4000多名外商被“劝返”。值得注意的是，以往每年到义乌市场采购的外商超过50万人次，去年外商数量的不足直接造成7座商贸城“肉眼可见”的萧条。

“今年只能求稳，不敢指望能恢复到正常水平。”这是记者在商贸城里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出口转内销”不易

2020年12月初的一天，已是上午10点。在国际商贸城的一、二、三区，记者并未见到摩肩接踵的外商们操着各式中英混杂口音讨价还价的景象。一些商户告诉记者，在7.5万个商户看来，眼前的安静与冷清已经习以为常。

经营雨伞和雨衣生意的陈红(化名)告诉记者，春节后，她熟悉的中东商人再没出现过，现在只能做老客户的生意。因为部分老客户不用来现场看样品，而是直接订货。但因为疫情，需求也明显下降，订单并不多。陈红无奈地说：“至于新客户，更是想都不要想。”

与中东、南美和中美洲国家相比，我国疫情控制得最好，被称为全球抗疫“后花园”，“出口转内销”似乎是义乌商户寻找新商机的唯一出路。然而，这种转型并不容易。记者发现，在玩具、生活用品、饰品和服装等多个品类商户中，几乎没有任何一家实体商铺同时经营淘宝店。虽然一部分商户入驻了外商云集的阿里巴巴网站，但据阿里巴巴国际事业部义乌区域相关数据显示，自公司成立以来，阿里巴巴国际站累计吸纳义乌客户七八千家，商贸城用户大约只占20%。由此可见，商贸城7.5万个商户“上网”的意愿并不高。

“很多人不愿意转内销。”一家玩具摊位店主张某告诉记者，外贸交易链条短，难度较小。说白了就是卖期货，不用储备现货。“外商看上了哪个款式的玩具，下单交定金后，我们再通知厂家生产。3个月后产品出厂，直接发海运即可。除了坏件率特别高的情况外，基本没有售后退换货问题。”张某表示，从事外贸生意，义乌商户无需承担滞销风险。

另一个尴尬在于，外国人的生活用品与中国人不同。一家经营蜡烛台和桌布的摊位店主陈某告诉记者，外贸转内销不是没想过，但无法实现。“我们主要出口到中东国家，他们对蜡烛台的要求以及桌布上印刷的图案都有特殊喜好，基本都是伊斯兰教文化符号，这些生意关系已经维持了十几年。如果做国内生意，我们根本不知道该向厂家提哪些设计要求，太陌生了。”

据义乌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至2016年间，义乌国际商贸城交易额占义乌全市交易额比重由43%下降至35%，这意味着商贸城聚集全市资源的能力在减弱。何振威坦言：“此情况还是外贸萧条造成的，我相信随着商户主要出口国的疫情得到缓解，这个占比下降状况应该会改变。”

“网红第一直播村”崛起

由此可见，义乌商贸城商户的“外贸转内销”道路并不轻松。不过令人意外的是，义乌3公里之外却崛起一支“后起之秀”——江北下朱电商小镇。该地被称为“网红直播第一村”，在“带货主播”的力捧之下，萧条之中竟然迎来一个个火爆的不眠之夜。

江北下朱电商小镇位于义乌市福田街道的一块狭长地带，南至城北路，北至振兴路，西至301省道，东至兴隆大街。这一带的商业兴起始于2015年，因一些地摊和库存经营户来到江北下朱村而聚集起来。“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些商户借助义乌商贸城的发展对周边的带动作用，使得此地物流价格全国最低，微商生意随之风生水起。2017年，该村商户又转型到直播经济，目前定位于“江北下朱社交电商小镇”。

记者来到江北下朱村，第一印象就是“到处都是商店”。这里几乎每栋居民楼底商都被大大小小的“网红商店”占据，店里摆放的生活用品以及服装、食品等，每款货物陈设不多，主要为方便“带货主播”前来选货，而每家商店招牌上都写着“抖音”“快手”“网红”“直播”等字样。

2010年，江北下朱村完成改造，99幢房屋共有1200间店面。租户主要分为两类：与工厂对接的供应链店和直接由工厂开设的工厂店。前者是中间商，后者则是厂家直销。两者的共同点在于，每样商品在店中陈设都不多，仅供“带货主播”前来挑货时使用。这类店面统称为 “网红商店”，其展示功能远大于销售功能。

“比起商贸城，我更喜欢在江北下朱挑货。”一名正在店铺外整理直播设备的“带货主播”王丽(化名)告诉记者，其带货主要品类是食品和服装。与商贸城相比，江北下朱的店铺对主播更友好。比如“这里的店铺允许主播只带走一两件样品推销，如果卖得好，再找他们订货，这样一来主播就不用压现货了。”

而商贸城对待主播则“高冷”许多——“商贸城不允许带样品，大多数商户要求我们一次进货100件至200件货，如果卖得不好，这些货岂不是砸在我们主播手里了?他们甚至连样品都不愿意提供，还有谁愿意去商贸城选货?”王丽说。“带货主播”大多是轻资产型创业，手上的现货越少越好，江北下朱显然比商贸城更具优势。

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义乌直播电商交易额在1—6月间达到98亿元，直播场次超过7.2万场。“直播经济”被义乌人寄予厚望。2020年6月，义乌市政府发布的《义乌市加快直播电商发展行动方案》提出一个目标：到2022年力争直播电商交易突破1000亿元。

义乌商贸城怎能“坐以待毙”?何振威告诉记者，在国际商贸城的5个区域中也开始设置直播间，供“带货主播”挑货。但记者在某直播间里遇到一位“带货主播”时被告知，“商贸城里的直播间利用率并不高，主播对场地要求也不高，因为在家里或办公室都能直播。与其搭设直播间，不如放开对客户的苛刻要求。”

据记者观察，每天傍晚5点，义乌商贸城准时熄灯歇业，7.5万个商户就此结束又一个冷清的交易日。与此同时，3公里之外江北下朱电商小镇的营业才刚刚开始。驻扎在这个小镇上的“带货主播”大多是白天备货，晚上直播，且持续到凌晨一两点左右。华灯初上时，各家主播都拿起自拍杆，在“网红商店”展开紧锣密鼓的带货营销。面对可能到来的“直播经济”风口，每个人都不敢懈怠。而夹在“遇冷的外贸”和火爆的“直播带货”之间，义乌商贸城则是进退两难。

江北下朱会成为义乌经济的“第二极”，义乌商贸城需要考虑做出改变了。(责编 王茜 美编 赵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