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经济加速奔跑
2022-08-22 15:20 来源:法人杂志 作者:李辽

◎ 文 《法人》全媒体记者 李辽

拥有“八闽首邑”之称的闽侯县,是中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及第一批沿海开放县

2021年,县域经济获得突破性发展,“百强县”以占全国不到2%的土地和7%的人口,创造了中国9.94%的GDP。同时,越来越多的县市GDP突破千亿,“千亿县”梯队已增至43个。

县域经济头部,“百强县”“千亿县”蒸蒸日上,但更多的县域则显得默默无闻。工信部“赛迪顾问”发布的2021年“百强县”名单中,东部地区占65席,中部地区占22席,西部和东北地区仅分别占10席和3席。同时,全国有近11个省(区、市)的县域无缘“百强”。

如今,县域经济迎来发展良机,但前路风险与光明并存,在新的发展格局下,县域经济该如何走上一条适宜的发展之路?

国家政治经济的“稳定器”

在中国,县域以县城为中心,以乡镇为纽带,以广大农村为腹地,是解决城乡二元问题的落脚点,是国家政治经济的“稳定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群的发展吸引了更多目光。一些观点认为,发展县域经济并不“经济”,其投资收益与大城市相差甚远。然而,不及城市经济光鲜亮丽的县域经济,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县域面积广、人口多、经济体量大,在中国的渗透程度比大都市更为深入。根据国家发改委宏观院国土所国土经济研究室主任黄征学的研究,2019年全国县市(含自治县、县级市、旗、自治旗)总面积853万平方公里,县域GDP总量接近全国40%。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国县市常住人口总数约为7.48亿人。因此,当提到县域时,更多的是关注中国1869个县域单位、占全国土地面积88%的区域和占全国人口总数52.8%的人群的生存现状。

甘肃省委省政府专家顾问团顾问、兰州财经大学原校长蔡文浩长期致力于区域经济的研究,他在8月4日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一直重视县域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是‘两条腿’走路,一是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按照规模经济、产业链的思路,朝着现代化、工业化、产业集聚和城市间协作方向发展;二是县域按照特色经济、现代农业的思路发展。”

2021年,县域经济踏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赶考”之路。8月4日,黄征学在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表示,如今,县域经济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动力,是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支撑。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1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2 . 5:1,有所缩小,但仍存在一定差距。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仅仅就乡村解决乡村问题难度较大,而县域作为城乡缓冲带,担负着衔接二者鸿沟的重任。用县域经济的发展带动乡村经济发展是可行性路径。蔡文浩称,“通过发展县域,一方面从供给侧改革增加农产品供给;另一方面,待县域经济发展成熟后,涵盖的7亿多人口是市场的消费主体,未来将释放巨大消费潜力,有助于内循环构建。”

值得一提的是,县域经济对构建外循环同样重要。“小商品之都”浙江义乌、“世界鞋都”福建晋江、“眼镜之都”江苏丹阳、“酒店用品之都”江苏杭集、“纽扣之都”浙江永嘉等已与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密不可分,潜移默化中扼住了全球细分领域的咽喉。

中国县域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业集中度高、产业集中度低,更偏向于乡村化。黄征学介绍,2021年在1866个县市中,产粮大县和重点生态县占比较大,分别为1039个和819个。对此,他表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发展县域经济,有助于维护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与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到的“两个安全”紧密吻合。

同时,作为中国城镇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县城近日迎来了中央文件的支持。中办和国办印发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为不同类型的县城提供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转型方向。

县域产业显露“代差”

“百强县”“千亿县”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终归只是上千县城中的少数。中国县域的情况千差万别。人口最多的县域江苏昆山与人口最少的县域西藏自治区札达县,人口数量相差约260倍;江苏县域的平均人口规模最大,为97.1万人,西藏县域的平均人口规模最小,仅3.7万人,而很多边境县域,人口则不到1万人。

蔡文浩以他熟悉的甘肃地区为例:“甘肃省面积为4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英国的面积。但人口只有2400万,是英国的1/3。该省人口分布极其不均,主要分布在黄河以东地区,而黄河以西的酒泉虽拥有17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人口却不足200万。”

在一些县域,不少农村成为“空心村”,仅剩“老弱小”。黄征学与其团队做过测算,中国68%的县域呈现出人口净流出的状态。而缺少人的要素会造成县域经济发展的三大困难。蔡文浩认为,首先是经济协作没法形成,其次是公共财政投入成本高,最后是难以形成具备一定规模的消费市场。

县域经济发展呈现出离散性。“‘千亿县’不论是城镇规模还是特色产业,均迈入良性循环轨道,昆山和江阴甚至以一县之域超过宁夏、青海、西藏的GDP。但从区域分布来看,‘百强县’‘千亿县’中,除资源大县外,大多集聚在城市群和都市圈范围内,而原国家级贫困县基本集中在省际交界地区,人口规模偏小,产业结构相对单一,经济发展动力不足。”黄征学说。

2019年,GDP总量在100亿元以下的县市占比超过四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低于10亿元的县市接近六成。尽管过去10年,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呈现增长趋势,但不同县域间的“财力”差异也在拉大。与2011年相比,2020年东中西部地区县域GDP都获得了正向增长,但东北地区县域的GDP却下降了0.4万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2011年相比减少了3.7%。

黄征学团队曾对1866个县市的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做了测算比较,结果显示,全国60%的县域存款大于贷款,“这意味着很多资金流到了大城市。”缺乏资金,产业技术得不到改进,产品不能升级,企业缺乏研发能力,使这些县域的产业层次较低。

此外,产业布局也已显露出“代差”。当昆山、江阴等头部县域上市公司云集、高端制造业广泛布局时,一些偏远县域还在依赖石油、煤炭等自然资源发展经济。同时,黄征学提到,县城与城市间的数字鸿沟正在拉大,“如今很多大城市、中心城市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很多偏远县域却对数字经济了解不够”。

在现有的县域单位中,原国家级贫困县占了近五成,其中多数是革命老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和产粮大县。“这些县肩负着维护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的重任,但由于经济发展滞后,保护和发展的矛盾相对突出。”黄征学说。

发挥比较优势找出路

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文化、地理条件、交通状况、生活习惯不尽相同。县域经济的发展模式,也不能一刀切,应该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寻找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今年两会,中央提出要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林则林,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黄征学表示,纵观“百强县”“千亿县”的发展,除少数资源型地区外,均在市场融合、产业融合、人口融合等方面下足功夫,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发展模式。

部分县域的发展属于城市辐射带动型,凭借毗邻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优势,形成专业化配套或专业化服务,如山东莱州发展汽车零部件产业融入山东半岛汽车产业集群;一些县市距离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较远,通过创造市场,推动贸工联动,实现“买全国、卖全国”,这是市场加工互动型,以浙江义乌和江苏江阴为代表;外资外贸推动型县域则集中在沿海地区,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现经济发展,江苏昆山和福建晋江是典型代表;农产品主产区的部分县市,依托农业资源优势,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寿光为代表,属于农副产品加工型;陕西神木和内蒙古准格尔是矿产资源开发型的代表,围绕资源开发,完善产业链条;还有部分重点生态功能县,如浙江桐乡以旅游文化为突破口,推进县域经济绿色转型发展。

黄征学提到,部分县域之所以“不经济”,主要是人口规模和市场规模“不经济”,因此,“融合”至关重要。“如果县域地处大型城市群,应该主动融入,借势发展,积极推动便捷交通圈、高效经济圈、美丽生活圈建设。”

内地县域离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较远,则需要加强县之间的合作,打破固有边界。黄征学曾到重庆、贵州、湖南、湖北4个省份交界的几个县域考察,这些地区资源特色不明显、产业规模较小,单独一个县要想向上延伸任何产业链都很难。但各县统一规划,加强合作,分别将生猪养殖、黄牛养殖、牲畜屠宰和饲料加工作为主要发展方向,抱团形成产业链,实现了规模经济。

重点生态功能县和产粮大县可采取与社会整体发展相协调的步调。黄征学说:“这些县大多为人口净流出县,应该按照‘内聚外迁’的思路,鼓励人口向县城和经济大镇集中,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加快发展‘红、绿、古’三色文化旅游产业,重点规划对环境和生态较为友好的生物医药和大数据产业,发展绿色生态有机农业。”他表示,还可以加快推进碳排放权、碳汇交易等,将资源直接转化为资产。

针对西部偏远地区,蔡文浩认为,首先要解决人口集聚问题,将人们搬迁到水资源丰富、自然承载力较强的地方。他介绍,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甘肃很多扶贫项目也正是通过易地搬迁来实现:“一旦某地出现了自然灾害,原有家园被毁,就不在原地重建,而是把这些人搬迁到兰州新区,国家给予补贴。同样,有些地方自然条件恶劣,不适宜人类生存,也可采用易地搬迁的办法。另外,甘肃酒泉一带人口较少,则需要把多民族融合在一起,和睦相处,带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其次则是村村通。蔡文浩说,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如道路、电信网络来解决交通和贸易的问题。“过去,由于交通不便,缺少消费人群,甘肃的核桃产能过剩,当地老百姓用核桃油点灯,将核桃皮当柴烧。如今交通和电信条件改善后,身处大山深处的老百姓与外界开始有了交流,既输出了物品,又输入了观念。”

县域经济是当今中国新发展格局网络上的重要节点。黄征学认为,发展县域经济,应与自身资源禀赋相协调,与社会整体发展相协调。其无穷价值,将随着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持续释放。

(责编 白馗)

编辑:刘晓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