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法人》全媒体记者 银昕

行走在浙江省义乌市中心的国际商贸城，很难想到这只是一座县级市。

义乌国际商贸城由5座体量庞大的单体建筑组成，分别是商贸城的一、二、三、四、五区。在其下穿行，行人显得十分渺小。

这5座巨大的单体建筑以及城区中另外两座规模较小的商城，都隶属于义乌商城集团。其总营业面积超450万平方米，共有7.5万个商户，销售210万种单品的商城，有着“世界超市”的美誉。2021年，义乌出口额达3659.2亿元，几乎都拜其所赐。

义乌，一个中国“百强县”榜单的常客，一座观感与行政级别不太相称的县级市。

只知义乌，不知金华

作为中国经济强省，浙江的经济地理格局呈四级分布：省会杭州独占一级，位于省中部的宁波和浙南地区的温州各占一级，义乌所属的金华市也占一级。值得注意的是，义乌在金华的特殊地位，是其他区县难以企及的。2021年，金华市地区生产总值5355亿元，义乌贡献了1730.16亿元，几乎占了全市的三分之一。位于义乌邻近的东阳市、永康市和婺城区都只有700余亿元，还不到义乌的一半。

金华市唯一的机场，不以金华冠名，而是称作义乌国际机场，其位置也在义乌。在不少外来人士眼中，即便已经在义乌常住多年，或多次往来经商，依然只知义乌，不知金华。

义乌成为“小商品之都”，是政策号准了市场脉搏，与市场自发行为相得益彰的结果。

1993年，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义乌将当时较为分散的小商品交易市场进行整合，成立了义乌商城集团，小商品批发渐渐开始成为义乌的特色产业。随后，政府继续“搭台”，义乌兴起小商品会展业，与市场紧密联动、相互支撑，形成了“义乌模式”。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于义乌是一个重要转折，也可谓新的起点。此后，会展业在义乌的规模迅速扩大，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都处于高速增长通道中。

从2008年起，此前偏重于外贸的义乌开始重视内销，两者逐渐开始实现平衡发展。截至2019年，义乌内销和外贸销售额比例稳定在3：7。2022年8月7日，义乌商城集团公共关系部何振威告诉《法人》记者，由于外贸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较大，义乌内销的销售额占比已微微上扬，“目前内销的占比在35%左右”。

义乌存在的意义不仅在于其本身，它还是我国沿海地区小商品加工制造业的晴雨表。义乌商贸城的产品主要来自江苏、广东和浙江等地以外贸为主的小商品制造厂。义乌在外贸上接单的表现，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这些工厂的存亡。虽然近年随着直播带货和电子商务的兴起，这类工厂开始走内销和外贸结合的路线，对义乌商贸城的依赖度有所降低，但时至今日，义乌仍然是他们权重极大的订单来源。

“敲糖帮”开启经商传统

早在义乌商城集团成立前，“世界超市”还不见端倪之时，义乌人就有了外出经商的风气，这些人被称为“敲糖帮”。所谓“敲糖帮”，是指在自然资源匮乏，没有可以“靠山吃山”本钱的义乌，本地人自制一种红糖，挑着扁担去邻近市县售卖，或换取生活杂物和废品后做成生活用品。渐渐地，这种比较原始的以物换物的形式固定下来，“鸡毛换糖”成了义乌商人的独特标签。

再之后，货郎担发展成了游商，又发展成游走于周边市县的小地摊，再发展到了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国际商贸城。直到现在，位于义乌城郊的部分村落中，还有当年“敲糖帮”走街串巷以及生产红糖场景的复原展览，向人们述说着义乌人善于经商、走南闯北、不怕吃苦的形象。

在“敲糖帮”的年代，有“进四六出”的做法，即将赚来的钱，四成留给自己，六成让利于合作伙伴或其他帮助过自己的人，借此拓宽人脉。“敲糖帮”的另一重含义是肯吃苦，义乌当地有一句俗语：就算天上有金子掉下来，也要自己走出去才能捡到。在那个交通不发达的时代，“敲糖帮”奔波于街巷之中，往来于周边市县，不辞辛苦、勇于开拓的精神，成就了今日的知名商都。

新业态冲击“世界超市”

新时代背景下，义乌也面临着新业态的冲击，先是电商，后是直播带货。

目前，义乌国际商城内的商户仍以外贸生意为主，在记者询问过的所有商户中，鲜有自己开网店的。这源于外贸生意较短的供应链以及几乎没有售后服务所带来的成本。8月4日，一位做雨伞批发生意的陈女士直言，与内销相比，外贸的流程很简单：“外商来店里，看到哪款雨伞比较好，直接订货。交了订金之后我们联系厂家，把相同款式的雨伞批量生产出来，由厂家直接发到外商位于国外的收货地，只要不是质量有特别大的问题，就没有售后服务的需求，这在行内叫作不用‘压货’。”所谓“压货”，就是商户手上有大量现货，自己要承担商品不受欢迎、滞销后“砸”在手里的风险。

而做内销无法躲开“压货”的情况。陈女士告诉记者：“如果做电商，不能走外贸批发模式，只能走网店零售模式，东西只能一两件地卖，无法走量，网店必然会积压大量现货，而且还必须按照电商平台的要求提供售后服务，执行平台的退换货规定。”然而，自新冠肺炎疫情开始以来，外贸需求量持续走低，国际商贸城遭遇“肉眼可见”的萧条，不做内销只做外贸的商户，迎接他们的只能是没订单的命运。

除了电商，直播带货给商贸城的冲击也不小。国际商贸城3公里外，一座名为江北下朱的村落，形成了直播带货的产业聚集，“江北下朱社交电商小镇”的招牌赫然挂在村口。

2010年，江北下朱村完成改造后，共有99幢房屋、1200间店面、几十栋楼房的一层底商，几乎全被“网红商店”占据。所谓“网红商店”有两种，一类是厂家开设的直营店，还有一类是供应链店，类似于中间商，与厂家对接。“网红商店”的模式也是“不压货”，店铺的展示作用远大于销售作用。带货主播前来挑选样品，拿到直播间带货，如果某些款式销量走俏，主播接到大量订单后，“网红商店”再通知厂家大批量生产。也就是说，这些商品要么只是样品，要么是提前确定好了买家才被生产出来。

在“网红商店”这种轻盈灵活的打法面前，国际商贸城的弊端显现无遗。8月5日，一位住在江北下朱村的带货主播告诉记者，“网红商店”允许带货主播只带一两件商品，当做样品带到直播间推销， 但国际商贸城的商户只做批发，不能零售，“商贸城要求一次就要买100件至200件才行，如果这个款式不受欢迎，这些货就只能砸在自己手里。连样品都不愿意提供，我们就不去商贸城选货了。”该主播说。

公开数据显示，新冠肺炎疫情最为严重的2020年上半年，义乌直播电商交易额达到了98亿元，直播场次超过7.2万场。此后，直播经济被义乌寄予的厚望不亚于商贸城。2020年6月，义乌市政府发布《义乌市加快直播电商发展行动方案》，提出到2022年力争直播电商交易突破1000亿元。2022年7月，源自义乌市场发展委的数据显示，2022年前6个月，义乌全市开展网红直播带货25.3万场，完成零售额194.67亿元。虽然离全年1000亿元的目标差距不小，但与两年前的98亿元相比，几乎翻了一番。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商贸城也开始了面向直播的配套服务，每个商区都搭设了一些直播间，只要预约，所有商贸城中的商户都可以使用。8月5日，一名售卖珠宝首饰的主播告诉记者，商贸城的直播间利用率并不高，“主播对场地没什么要求，在家里、办公室都可以操作。与其搭设直播间，不如要求商户别再苛待主播”。

傍晚5点，华灯初上，国际商贸城在这一刻准时关闭，结束了门可罗雀的一日。但是，3公里外的直播小镇仿佛刚刚醒来，开启了一夜的劳作。“网红商店”里渐渐挤满了前来挑选样品的主播，不少人已拿起自拍杆开始直播，他们的工作通常要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才结束。日出而息，日落而作，已成为许多小镇主播的时间表。

在电商和直播带货的“夹击”之下，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未退、外贸需求持续不振的背景下，义乌何去何从?故事远未结束。

(责编 白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