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法人》杂志全媒体记者 王茜 见习记者 李辽

随着数字人民币等金融科技的发展，传统的反洗钱法律法规已难以有效规制新兴支付方式下的洗钱犯罪。全球社会经济的变化和国际洗钱形势的日益严峻，也要求中国的反洗钱法律与国际标准对标。11月8日，历经五年修订的反洗钱法正式通过，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

这是自2007年1月1日反洗钱法生效以来的第一次重大修订，是反洗钱领域的里程碑事件，不仅对接国际标准，面向中国问题还提出了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强调了风险为本的监管策略；扩大了反洗钱义务主体的范围；强化了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进一步加强了国际合作，提升了跨国打击洗钱活动的能力。

在新时代背景下，反洗钱法的修订展现了其重要性和前瞻性，为维护金融秩序和安全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11月初，四川乐山警方披露了一起涉案380亿元的地下钱庄案。经当地法院审理查明，该团伙通过大量设立空壳公司，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活动，单月交易金额竟达上亿元。更令人关注的是，犯罪分子巧妙利用“人民币-USDT（泰达币）-外币”的链条实施跨境资金调拨，将虚拟货币作为洗钱的新工具。这一手法不仅隐蔽性强，而且对公安机关追踪资金流向构成了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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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孤立案件。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的推动下，洗钱手段日益翻新，隐匿性增强，严重威胁着国家金融安全。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国的反洗钱法律法规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应对新挑战。相关专家在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表示，新修订的反洗钱法从界定反洗钱的上游犯罪范围、明确金融机构和特定非金融机构的履职义务、加强反洗钱调查和国际合作等方面进行了制度更新和完善，标志着我国反洗钱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溯源难度升高

洗钱是指通过一系列复杂的金融交易，将非法所得的资金转化为看似合法的财产，从而掩盖其来源和性质。简而言之，洗钱就是将“黑钱”洗白的过程。在全球化的金融体系中，洗钱活动如同一条隐蔽的暗流，威胁着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曾经，犯罪分子通过现金转移、走私、贸易投资等传统手段洗白非法资金。但随着国家“断卡行动”的深入开展，公安机关严厉打击整治非法开办和贩卖“两卡”（电话卡、银行卡）的违法犯罪行为，有效阻断了犯罪团伙利用“休眠卡”“人头卡”或金融账户进行资金拆分、转移、清洗的洗钱活动。

日前，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新型犯罪治理教研室主任谢玲在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介绍，为了减少对“两卡”传统犯罪工具的依赖，现在犯罪分子往往采取以虚拟货币跨境交易为代表的新型洗钱手段，雇佣黑灰产从业人员进行虚拟货币跨境汇兑结算，以清洗涉案资金。

虚拟货币具有匿名性、隐蔽性的特点，溯源难度极高。北京周泰律师事务所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陈鑫称：“在虚拟货币交易中，交易信息仅包含钱包地址、交易数量和数额，无需交易者真实身份信息，很难通过交易账户追溯真实交易主体。”

近年来，多起通过虚拟货币进行资产转移的洗钱案件信息被警方曝光，涉及集资诈骗、职务侵占、电信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多种违法犯罪行为。2022年，一个涉及近30万用户的平台通过消费返利活动吸引会员，最终资金控制者利用虚拟货币跨境转移资产，使得资金追踪变得复杂；同年，“9·15”特大洗钱犯罪集团案中，犯罪团伙涉嫌利用虚拟币交易洗钱，涉及300余起电信诈骗案件，洗钱涉案金额高达400亿元；还是在这一年，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龙泉驿区分局在办理一起妨害药品管理案时，发现一个犯罪团伙以USDT泰达币为媒介，进行非法换汇和支付结算业务，涉案金额达138亿元；2023年，某公司一名财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巨额资金，通过虚拟货币账户转移资产后逃往境外，给警方追赃挽损工作造成极大阻力。

根据区块链数据分析公司Chainalysis的数据，在一些国家或地区，犯罪分子将资产进行跨境转移的过程中，虚拟货币成为主要工具。谢玲说：“目前通过虚拟货币洗钱已占洗钱手段的八成，有的犯罪活动全链条使用虚拟货币，有的则是在前期利用黄金、宝石交易或银行卡、点卡洗钱，到了后期则转为使用虚拟货币，以此脱离可监管的常规渠道，进入境外虚拟货币交易机构。”

随着涉虚拟货币资产转移活动的急剧增加，传统人工兑换方式已经难以应对频繁的大规模洗钱活动。“许多犯罪团伙已将资产转移业务与区块链智能合约（区块链中制定合约所使用的特殊协议，可自动执行）结合，半自动化地实现虚拟货币之间、虚拟货币与法币之间的匹配与流转。”华中科技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教授王浩宇指出，“犯罪团伙逐渐实现组织化和专业化，他们内部往往分工明确，有人负责统筹资产转移，有人负责寻找客户、管理虚拟货币钱包及链上链下交易，还有人专门收购银行账户和虚拟货币交易账户。”

新型洗钱模式大多具有天然的跨境特征。陈鑫告诉记者，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资金跨境流动变得更加便捷和频繁，洗钱犯罪分子利用各国在跨境反洗钱监管上的漏洞，将犯罪所得及收益等非法资金在境内外转移洗白，无论是传统还是新型洗钱模式，跨境洗钱占据了主导地位。

除了虚拟货币，游戏币、跑分平台、直播打赏等新兴方式也成为洗钱的新载体。同时，新型地下钱庄的出现，使上游犯罪行为人能够通过钱庄利用虚拟货币、游戏币等跨境转移资产，涉案金额巨大，查处难度增加，对打击洗钱犯罪提出了新的挑战。

对接国际标准

与传统洗钱手法相比，涉及虚拟货币的新型洗钱方法对社会、国家产生的危害更大。对此，王浩宇认为，虚拟货币的匿名性和跨境转移的便利性加剧了非法集资、电信诈骗和贪污腐败等犯罪活动，犯罪分子通过虚构名目吸纳公众资金，利用虚拟货币将非法所得转移境外，严重侵害公众利益，也对国家的金融安全造成威胁。

8月19日，最高法和最高检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首次明确将“虚拟资产”交易列为洗钱方式之一，标志着我国在反洗钱法律体系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为打击利用虚拟货币等新型洗钱手段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

新型洗钱方法给金融机构的工作也带来了显著困难。华中科技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博士后研究员夏鹏程坦言，虚拟货币的匿名性和去中心化特性使得资金来源和去向难以追踪，增加了金融机构在监测和识别可疑交易时的难度。此外，虚拟货币与法定货币属于不同流通领域，在缺乏跨部门、跨境数据整合机制和精确监控体系的情况下，金融机构难以实时识别涉诈虚拟货币的法币承兑账户。而非金融机构在用户的涉虚拟货币资金流动的追踪上也面临困难。

他同时表示，随着经济对外融合度不断加深，中国需要完善跨境金融监管和加强反洗钱国际合作，特别是重视FATF（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建议。中国自2007年加入FATF后，便开始执行其制定的反洗钱执行标准，定期接受成员国开展互评估并进行整改。

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斌进一步解释说：“互评估报告对成员国的政治、经济、金融会产生巨大影响，如果FATF成员国被评为不合规，被列入高风险国家，将遭到其他成员国的一致性管控措施，影响该国的贸易、投资、金融便利化及其他领域的国际合作。”

2019年，在FATF发布针对中国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的第四轮互评估报告后，我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洗钱罪条款进行了修订，将“自洗钱”纳入洗钱罪的范围；2021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修正案，删除了此前关于“3000元至1万元以上”的入罪数额标准。

坚持问题导向

新修订的反洗钱法，围绕明确法律适用范围、加强反洗钱监督管理、完善反洗钱义务规定等内容，对相关制度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近年来，洗钱罪与其他犯罪相比，呈现出低批捕率、低起诉率与低宣判率的特征。2022年，全国检察机关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批捕量与起诉量是洗钱罪的十多倍以上；2022年，全国人民法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为主罪宣判的案件数量是以“洗钱罪”为主罪宣判的案件数量的50多倍。

陈鑫分析，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洗钱罪上游犯罪范围过窄。“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仅限于七类特殊犯罪，包括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和金融诈骗犯罪，使得许多其他严重违法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不能作为洗钱罪的对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反洗钱工作的全面开展，需要在洗钱罪刑事追责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反洗钱的有效措施和手段。”

新修订的反洗钱法在保留原有的七类洗钱上游犯罪的基础上，增加了“其他犯罪”的兜底条款，扩大了反洗钱上游犯罪的范围；同时，规定了恐怖主义融资活动适用该法，这不仅与国际条约和反洗钱国际标准相符合，也预示着我国洗钱罪刑事立法的发展方向。

新修订的反洗钱法还规定，单位和个人需配合客户尽职调查。某银行反洗钱负责人王艳梅（化名）对记者称，其实，银行一直在配合做客户的尽职调查，这并非新的要求，但现实中很多大客户不愿意提供详细的尽职调查信息和资料。“这次，修订后的反洗钱法规定了客户‘应当配合’，拒不配合的，金融机构可以限制或拒绝办理业务，提交可疑交易报告，增加了我们的话语权。”

另外，“受益所有人”识别管理方面也进行了重大调整。新修订的反洗钱法规定，法人、非法人组织应当如实提交并及时更新受益所有人信息。这不再是金融机构单方面的义务，而是金融机构与市场主体共同承担的责任。陈鑫说：“新法的这一变化有助于有效识别和管理受益所有人的准确信息，进一步提高市场透明度。”

对于企业应该如何建立反洗钱制度，陈鑫建议，企业要通过内外不同维度强化企业反洗钱制度建设，有效降低风险。对外要建立交易对象甄别制度，对交易对象按照风险系数和指标体系予以严格评判甄别，这是企业建立反洗钱制度的核心；对内要建立黑名单制度，对洗钱高风险地区和对象进行有效识别和过滤，通过多种手段降低风险。

编审｜渠 洋
责编｜白 馗
校对｜张波 张雪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