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法人》杂志全媒体记者  银昕

每逢演出赛事，“高价票”“一票难求”等现象大行其道。前不久，“周杰伦演唱会2张连座票黄牛叫价15万”登顶热搜，网友直呼“离谱”。近日，《法人》记者走访调查，了解演出赛事市场“黄牛党”现状。

“现在不比新冠疫情前那几年，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7月的一个周末，北京国安队中超比赛日，记者在距北京工人体育场一站地外的三里屯见到刘宇（化名）。在“黄牛”圈里，他已算老江湖。“我2010年左右入行，一开始专门做体育比赛，北京、天津、河北和山东四省市都做，后来发现文艺演出也挺有赚头，有时同一天既有体育比赛又有文艺演出，我就两边跑，或者让同行兄弟帮我盯不太赚钱的一边。”

下午三点，烈日炎炎。刘宇来到街边一处方便寻找的标志性建筑，球迷接二连三地来找他取票。刘宇一边整理手中的几十张票，一边与记者闲谈。“很多人问我这一行好不好做，如果是新冠疫情之前那几年，我可以带着他们做，但现在，我真的不推荐了。平均每张票利润才不到二十块钱，而且这几年我也体力不支，跑不动了。”刘宇说着，低下了头，眼角的皱纹更加明显了。

隐秘而又等级分明

北京球市一向火爆，自从2023赛季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恢复主客场制后，复建后的工人体育场投入使用，上座率一路高起，几乎所有主场上座人数都超过4万。比赛日这天，开球时间是晚上7点35分，下午三四点，就有身穿国安队服的球迷，三三两两地出现在工人体育场附近。

全儿哥也是一名资深“黄牛党”，与刘宇不同的是，他只专注于体育比赛的票务。全儿哥的活动范围也在京津冀鲁四地。比赛日这天，他选择在工人体育场北门外邮电局门口与球迷交易，“邮电局标志明显，好找。”球迷找他取票时，记者发现没有人用现金交易，全都在微信上转账。“这一场不是很火爆，对手比较弱，240元和180元的票按‘原价’出，360元的票弄不好得打折卖。”

这场比赛，全儿哥从上线拿到30多张票，几乎全是赠票，所谓“原价”，是全儿哥根据票对应的看台位置，在心里为每张票标的价格，实际票面上均写着“赠票，不得销售”。

在全儿哥看来，“黄牛党”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赚的钱越来越少，有时一张票的利润只有十块钱，勉强维持。干这一行，要有资源才行，要么认识更高层的黄牛党，要么直接和票务公司对接，要么有钱，用比较低的价格包下上百张球票。”全儿哥告诉记者，每场比赛或演出，“黄牛党”都要做“数学题”，这是自负盈亏的生意，每场行情不同，很多行情到当天上午甚至中午才能看清，如果从上家手中拿票贵了也没办法，为了把票全卖出去，只能按票面价卖，甚至打折卖。快开场时，听到工体外围“半价卖”“半价卖”的叫卖声，就知道这一场他们肯定挣不到钱了。

与底层“黄牛”的“薄利”形成鲜明对比，当下火爆演出季中出现了天价“黄牛票”，如不久前在天津举办的周杰伦演唱会上，2000元面值的连座票，被“黄牛党”炒到15万元。“在没资源没财力的底层‘黄牛’看来，去哪儿拿两张连座2000块钱的票，都是问题。”

严管之下“黄牛”现状

之所以生意不好做，是因为实名制大面积推广。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北京地区几乎所有演出和赛事票务预定，都已经实行实名制，每张票其实就是一个二维码，入场时二维码与本人身份信息一致即可进场，这缩小了“黄牛党”作业空间。而在2017年、2018年，实名制还没有普及。全儿哥回忆：“那些年有大量散票，炒票空间很大。现在只剩下一种散票了，就是每场比赛或演出，主办方向有关单位赠送的票，一共也没多少张，我们就没得赚了。”

实名制之下，可以用来在灰色市场上交易的纸质票数量直线下降，加上监管日趋严格，“黄牛党”的交易空间逐渐缩小。

针对票务市场乱象，今年4月至今，北京文旅、公安、网信、文化执法、市场监管等部门出手，联合各区开展营业性演出票务市场“黄牛”倒票乱象专项整治工作，打击“黄牛票”的销售流通。在专项整治过程中，执法人员根据演出票务市场的工作模式，锁定“黄牛”倒票“重灾区”，如“大型热门顶流演唱会”等。自专项整治工作开展以来，根据群众举报及自行工作发现的线索，北京警方已查获“黄牛”倒票人员143人。

据中央电视台报道，在“五月天”演唱会期间，北京警方在外围设立了打击“黄牛”专项指挥部，出动便衣警力，持续保持对此类违法犯罪行为的严打态势，其间查获处理“黄牛”倒票人员64人。5月23日，将涉嫌倒卖多张“五月天”演唱会门票的刘某、王某等5人抓获，并依法处置。

刘宇告诉记者，往年在工人体育场门口，“黄牛党”与购票人交易根本没人管。“工体北门等我”都快成他的口头禅了，有的人还大声吆喝：“要票吗？要票吗？”但现在，每到比赛日，工人体育场外围有很多民警，紧盯可疑人员，这让本来就没有多少纸质票可卖的“黄牛党”更加难以交易。

于是，全儿哥转移战场，从工体北门迁到外围的邮电局，刘宇则将交易地点改在地铁六号线东大桥站附近。

“据我所知，这场大规模执法针对暑期演出市场，一直会持续到8月份。如果有人想做这一行，8月份再看看吧。”刘宇望着一站地以外，已经布满警力，戒备森严的工人体育场，无奈地说。

打击“黄牛”须标本兼治

实名制实施前，本应在公开市场销售的票，是如何被倒卖的？实名制实施后，“不得销售”的赠票，又如何流到“黄牛党”手中？票务市场表面上“供不应求”的背后，隐藏怎样复杂的交易链条和利益关系？

近日，记者采访了在演出公司工作的陈军（化名）。与苦于生计的底层“黄牛党”不同，多年的工作经历使陈军看到了票务交易隐秘链条的另一面。

“票务公司只管理商业性售票，赠票由主办方直接给到相应单位，不归票务公司管。很多接受赠票的单位有‘内鬼’和‘黄牛’进行交易。”陈军告诉记者，一些单位对球票和演出票兴趣不大，绝大多数赠票被浪费，在这种情况下，主管赠票事宜的人员将赠票卖给“黄牛党”，“黄牛党”再加价转卖给有需要的人。“一开始，赠票打个对折就卖给‘黄牛’了，后来他们发现有很多人愿意高价买票，于是学聪明了，票价翻一番再卖给‘黄牛’，就这样也有‘黄牛’愿意接盘。”陈军告诉记者，这就意味着，“黄牛党”是不会赔本的。

全儿哥告诉记者，实名制之下依然有操作空间，入口处的身份检查并不严格，“一个人拿着买来的二维码，报出与之对应的实名登记的姓名和身份证号，就可以入场，工作人员不会太在意此人具体的个人信息。”而这些票是提前以“枪手”身份买的。“但是，作为没什么资源的底层黄牛，我绝大部分票源还是纸质的赠票。实名制的票没有渠道拿不到。”全儿哥说。

在实名制落实并不严密的情况下，票务公司与“黄牛党”的勾连开始了。陈军告诉记者，票务公司经常会将一场演出的所有商业性售票（不含赠票）整体打包，提前向主办方支付整体票务价格的60%作为预付款。在网上对外售票时，票务公司一次性只放出四成甚至更少的票，并用数据跟踪的方式，得知后台抢票的实际人数。“如果后台抢票的人数远远超过放出去的票数，那就证明这场演出或赛事肯定能火，于是，剩下六成的票，就加价转卖给‘黄牛党’，‘黄牛党’再进一步加价卖出。”陈军说，五月天演唱会一张面值600元的票，被炒到将近两千块钱，就是这个玩儿法。

“没有资源”的刘宇和全儿哥，每场比赛只能在为数不多的赠票上下功夫，而“有资源”的“黄牛头子”，则绕开实名制限制，赚得盆满钵满。

陈军告诉记者，2023年上半年演出和体育赛事迎来“报复性消费”，场场火爆，几乎没有不叫座的，这就给了票务公司伙同“黄牛党”攫取暴利的机会。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陈军建议，对票务公司严格监管。“铁道部怎么卖火车票和高铁票，就让他们怎么卖球票和演出票，买票时严格落实实名制，进场时每人必须刷身份证，而且票务公司不能试探性地只放一小部分票，而是所有票源一次性放光。”另一方面，陈军认为，应当在互联网生态环境上进行整治，抵制低俗的“饭圈”文化，不给“脑残粉”以生存空间，这样一来，演出市场的消费者才会回归理性，而不会为了追星，做出惊人之举。“毕竟有买的才会有卖的，应该双管齐下，才能标本兼治。”

责编｜惠宁宁

编审｜渠 洋 

校对｜张波  张雪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