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 本报记者 蒋安杰

张晋藩教授出生于1930年，从事中国法律史教学和研究70余年，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法制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和杰出代表，曾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国法制史学带头人，他主持的《中国法制史》课程曾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张晋藩教授出版了20余部教材、60余部专著，合计发表430余篇论文（独著380余篇）。他耗时19年，组织编写了《中国法制通史》；耗时23年，组织编著了《中华大典·法律典》；耗时16年，组织编写了《中国少数民族法史通览》。他之所以能够坚持完成这些项目，就是为了发展中国法律史学，弘扬五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要把中国法律史学研究的中心牢固地建立在中国。

张晋藩教授以确凿史料论证了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是“诸法并存，民刑有分”的，打破了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只有刑法、没有民法的理论，修正了中国学术界在西方中心论影响下不承认中国固有民法的认识。

9月16日，94岁高龄的张晋藩教授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我取得的所有成绩，首先要归功于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的祖国。党和国家给予了我太多。作为一名党员，我应该全力以赴把法制史的学问做好。”

张晋藩教授表示：“作为一名教师，我深有感触，一定要把该做的事情继续做好。同时作为一名永不退休的终身教授，我会继续尽力将所有为学、为人的知识都教给学生，希望培养更多党和国家需要的优秀人才，使‘后继不乏人，后继更胜人’，为全面依法治国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近些年，张晋藩教授的视力已经明显下降，但他勇于承担科研课题，迄今为止，已经培养了100多名博士生，他的人生格言便是“不偷懒，不自满”。

“我时刻警醒自己，在治学上不能有一点儿懈怠。做学问的人对学问了解越多，学习时间越长，就越认为自己学识浅薄。如果能再给我一些时间，我能看多少书籍，看多少典籍、简牍呀！”阅读和写作已经成为张晋藩教授的习惯。即便在春节期间，只要有空闲，他都会拿起笔写东西，挤时间做一些研究。

记者采访时了解到，张晋藩教授现在的工作需要使用高倍放大镜。

“原来使用6倍放大镜，现在使用6倍到12倍放大镜。使用7倍放大镜时，10分钟内就头疼了，但没有放大镜就看不见。我身边非常需要人协助工作，现在写作时得依赖学生帮忙收集资料、打印文稿。家里请了一个初中毕业的保姆，在8年的时间里也被我培养出来了，能帮我找书、查字典、打字。”张晋藩教授朴实的话语令人感动。

他每天上午8点半准时工作，直到12点，下午还要准备第二天的工作。他希望培养更多的年轻博士，为全面依法治国作出更大贡献。

“继往圣绝学，通古今之变”，是张晋藩教授一生的学术追求。“要让数千年中华法制文明积淀的宝贵精神遗产焕发新的活力，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增添法治动力。”张晋藩教授表示。

虽然已是94岁高龄，张晋藩教授仍然笔耕不辍。他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编辑《张晋藩全集》，如今第一辑已经于今年2月出版，共22册900万字。这是其70多年学术成果的总结，传承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张晋藩教授在新中国法律史学上创造了多项“第一”：招收了第一届法律史学博士生、第一届博士留学生、第一届论文博士生，创建了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法律史学国家级重点学科基地。

1984年，张晋藩教授开始招收首届中国法制史博士生，其中朱勇的博士证书是001号，得到广泛关注。

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法律史学会中国法制史专业委员会会长朱勇（也是张晋藩教授的第一位博士生）看来，张先生毕生从事中国法制史学的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法制史学，是法学与史学两大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从事法制史研究，需要在学术研究上，同时具有史学家、法学家的双重学术品格：浓郁的文化情怀，坚定的社会责任。没有浓郁的文化情怀，没有厚重的文化底蕴，没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学术定力与韧劲，对于法律史的研究难以深入、拓展；没有坚定的社会责任感，没有对于民族、国家、社会鞠躬尽瘁的赤子之心，在法学研究方面，也难以形成有助于法治进步、国家发展、社会前行的优秀学术成果。而在这一方面，先生身体力行，给学生们作出了表率。

张晋藩教授始终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要求自己和勉励学生勤勉治学。

张晋藩教授认为，学术研究的确很苦，但当你完成一个课题颇有收获时，心情又是非常愉悦的。

“因为工作时的生命是最有趣的，如同黄连树下弹琴，苦中有乐，乐在苦中。”这是他特别喜欢提及的一句话。

1949年张晋藩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1950年被分配至中国人民大学读中国法制史专业的研究生，1952年留校任教。张晋藩教授从没有后悔过自己当初的选择。他认为正确地诠释历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乃每位史学研究者起码的道德良心，也是历史赋予的使命和责任。

在1979年以前，世界上曾经召开过三次中国法制史国际研讨会，但都没有邀请中国大陆学者参加，这大大触伤了张晋藩教授的自尊心。张晋藩教授认为，除去当时的政治气候原因外，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作出为世界所瞩目的研究成就。

1979年秋，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时，为恢宏法制史学界的志气，创造争雄世界的业绩，张晋藩教授提出编写《中国法制通史》多卷本专著的设想。在会上他慷慨陈词：“外国学者热心研究中国法制史是值得欢迎的，对他们的成果应予重视。但我们自己更应感到肩上担子的分量，激起奋发图强的雄心。30年代我国爱国的历史学家为了夺回汉学中心，曾经付出极大的努力，取得了辉煌成果，造就了一代卓越的史学家。今天面对尖锐的挑战，如果只满足于前人的成果，甚至让我们的后代向外国学者学习中国法制史，那岂不是一种罪过！因此编写出《中国法制通史》多卷本，是时代的需要、斗争的需要，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这种神圣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驱动下，由张晋藩教授任总主编、集中了当时国内法律史学界几乎所有学术力量参加编著的《中国法制通史》，历时19年，终于在1999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全书十卷本、500余万字。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马怀德表示，张晋藩教授从教70余载，始终秉持“不偷懒，不自满”的坚定信念，潜心法律史学学术研究，著作等身，桃李遍天下，生动诠释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教育家精神，赢得了中外学界的高度赞誉，为我们树立了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