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已经过去了39年，但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读到《法制日报》的情景。

1981年9月的一天，刚刚考上大学的我第一次去阅览室。在阅览室，我第一次看到了一张叫做《中国法制报》的报纸。那时，我们华东政法大学还叫华东政法学院;那时，《法制日报》还叫《中国法制报》;那时，我们华政的图书馆还没有建起来，阅读课外书的地方还只是叫阅览室。

后来，我脑海中常常浮现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第一次读到的法制报刊，是《中国法制报》而不是《民主与法制》杂志呢?

当时，因为读到了《中国法制报》。后来，就开始关注有关法制读物。很快，便在阅览室里读到了《民主与法制》杂志。巧合的是，《民主与法制》杂志与《法制日报》这两家法制报刊正好是1979年与1980年一前一后创办的。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原来我跟这两家法制报刊的缘分，就在那时的华政校园里悄悄地植入了内心深处。

读者之缘：从一见钟情到一往情深

看起来，当年第一次读到《法制日报》像是一见钟情。但是，随着岁月的累积，我对《法制日报》的热爱和拥戴则是越来越一往情深。

从华政校园到大学毕业，从入职媒体到经营媒体，我可以算是一名忠诚忠实的读者。因为我既见证了从《中国法制报》到《法制日报》的改刊过程，也见证了《法制日报》从四开4版到四开12版的改革历程，更见证了从单纯的《法制日报》主报到融《法治周末》《法制文萃报》《法制日报·社区版》等子报与《法制与新闻》《法人》《法治参考》等子刊乃至法制网、“两微一端”等新平台于一体的全媒体发展进程。

当年看《法制日报》，主要是看法制新闻，观法制案例，查法制动态;后来看《法制日报》，首先是看版面设计，想选题策划，学标题制作。早年，最关注的专栏是“暮鼓晨钟”，最钟情的专栏是“观察与思考”，最期待的专栏是文艺副刊“华表”和“独角兽”;后来，开始越有针对性地从有关专版学习阅读《法制日报》，比如说人大或立法专版，又如司法或执法专版，还如律师或法务专版。其中，一直关注的是法学院专版。另外，对《中国律师报》这张子报的发展变化，我则给予了一种更加钟情的特别关注。

这种关注，正是一种特别的读者之缘。这种缘分，始于一见钟情，源于一往情深。

作者之缘：从一知半解到一字之师

如果说作为读者，因为对《法制日报》的忠诚与热爱，使我养成了一种独特而受益的学习生活方式。那么，让我成为《法制日报》的作者，则是一种更加有幸而有益的学习生活方式。

至今回想，30多年来，我在《法制日报》发表了很多新闻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既有政法新闻，也有时评杂文，还有新闻调查，更有案例连载。尽管过去多年，但我印象最深的评论文章有《要指标还是要目标》、新闻调查有《一名军人久诉无门的背后》、案例连载有《自由备忘录》等。当年，作为一名刚刚投身于法制期刊的法科学子，对于法制新闻的采访与编辑，其实我还处于一知半解的阶段。但是，在我的稿件被采用的过程中，我常常得到报社诸多编辑同仁的特别关照和悉心指导。这种关照和指导，或是呈现在文章立意上的高屋建瓴，或是表现在标题制作上的画龙点睛，或是体现在文章结构上的首尾呼应，或是展现在导语写作上的妙笔生花……对此，我都如获至宝，受益匪浅。更直接地说，应该是受益终生。

从这个意义上说，各位启发我、指导我、帮助我的编辑同仁都是我的“一字之师”。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值得我永远感恩的荣幸，更是一种值得我永远铭记的缘分。

这种缘分，其实就是一种作者与编者之间的缘分。

编者之缘：从一来二往到一片丹心

说到作者与编者的缘分，其实也与我的本职工作有关。

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了司法部法律出版社。最初，我是一名书稿编辑。在经过了一年的司法部支教讲师团生涯之后，我终于如愿成了一名在大学时代就期盼的记者。当时，我是《法律与生活》杂志的记者。8年后的1995年，我调到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成了《中国律师》杂志的记者。10年前的初夏，我来到了中国法学会工作，因而成了《民主与法制》杂志的记者。35年来，从法律出版社《法律与生活》杂志的成长到主编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律师》杂志，从负责团中央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杂志到接任中国法学会《民主与法制》杂志总编辑，一直没有离开过新闻出版工作。同样，我也一直没有离开过《法制日报》的关照和关心。

这些年来，无论是作为普通记者还是担任责任编辑尤其是任职《民主与法制》杂志总编辑，我始终与《法制日报》保持一种热切而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既是作者与编者之间的关系，更是同为法制媒体的同行关系。于是，作为同行，一来二往就渐渐成了一种密切而亲切的关系。30多年来，我与《法制日报》有缘，而《法制日报》则对我有情。

从当年的五棵松金沟河路到后来的四元桥花家地，我都去过无数次。有一段时间，因为发稿工作，也因为其他事项，我常常一周要跑几次法制日报社大楼。那时，报社中层以上的同行或著名记者，我几乎都认识。30多个记者站的站长，我几乎都能叫得上名字。由此可见，我与《法制日报》的缘分有多深。

说起来，其实还有一个人生遗憾。因为与《法制日报》如此亲密的接触，使我萌生了成为《法制日报》记者的想法。但是，当想法成为做法之后，却遗憾地止步了。好几次，已经非常接近成为《法制日报》的记者编辑了。可能是阴差阳错，也可能是我的水平和能力还不够《法制日报》的要求，因而最终未能圆满实现目标。

在2005年6月18日的《法制日报》上，理论部蒋安杰主任以《瞧，阿桂这个人》为题，对我早年如何“跟着新华社记者张益俊后面‘泡’，跟在《人民日报》记者毛磊身边‘磨’，总归有办法‘蹭’进京西宾馆，采访两会代表”做记者的“糗事”，进行了专题报道。2017年11月20日，在《法制日报》上又刊出了《刘桂明：我有一个法律共同体梦想》的醒目文章，报社竟然以专版方式报道了我与中国律师结下的不解之缘。

其实，我与《法制日报》之间也是一种亲切而美好的不解之缘。当年，我成为《法制日报》的读者，显然是一种机缘。后来，我成为《法制日报》的作者，自然是一种福缘。那么，我成为《法制日报》的编者，当然是一种业缘。从目前看来，这种只能作为同行却无法成为同事的业缘，已经是一种必然的遗憾了。

有一句宋词说得好：人生万事无缘足，待足是何时?既然无法圆满成为《法制日报》的编者，那就继续做一名对《法制日报》一往情深的读者与一片丹心的作者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40岁被称为不惑之年，意味着一个人风华正茂的最好时刻。《民主与法制》已经在2019年庆祝了自己的40岁生日。今年，正是《法制日报》的40岁生日。无论是作为读者还是作者，不论是作为《民主与法制》的记者编辑还是作为法制期刊的普通代表，我都要真诚地祝福《法制日报》的最好时刻。

在我看来，中国人民已经进入了新时代，《法制日报》同样也迎来了一个更有作为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