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闻《法制日报》开展征文活动喜迎四十岁生日，我的心情格外高兴。古人云：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法制日报》的四十年，值得祝贺，更值得回忆。《法制日报》创刊时的1980年，恰是我走进公安队伍的第四年，之后，我就与《法制日报》越走越近，感情也越来越深。

1976年3月，当了6年兵的我，退伍到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古城派出所担任外勤民警。1982年，我升任老山派出所副所长。1985年7月，我到北京第二人民警察学校脱产上学。1987年9月，我被任命为石景山分局秘书室副主任，主管调研和公安外宣工作。从那时起，我与在京的媒体记者成了好朋友。那时，我还是刚三十出头的小伙子，一方面尽职尽责做好公安调研工作;另一方面风风火火抢写公安新闻稿件。说实话，能在《法制日报》上刊发一篇稿件，哪怕是邮票小型张那么大的一个消息，都相当艰难。我们分局的主要领导就曾“悬赏”，若在《人民日报》和《法制日报》上刊登稿件，年底可以直接嘉奖，稿件有分量的可以荣立个人三等功。《法制日报》负责联系公安系统的记者那日苏老师得知后，鼓励我：“这样的好事，咱不能落空。”后来，我写的新闻稿，通过那老师传递、修改，在《法制日报》上刊登了，一篇、两篇、三篇……那一年年底，分局领导真的对我这个主管外宣的秘书室副主任给予了嘉奖。那日苏老师那份质朴、贴心的情谊让我至今难忘。

1991年年底，我被任命为石景山分局办公室主任，是当时北京公安系统里比较年轻的办公室主任。除了我调研工作抓得好之外，与我主管公安外宣工作取得的成绩，有很大关系。这自然也与报社的编辑、记者悉心帮助密不可分。1992年6月初，我试着写公安题材的小小说。经过5次修改，6100字的小小说《情》脱稿。当时，正赶上《法制日报》举办全国第四届报纸副刊“505杯”好作品征文，我问那老师：“发还是不发?”那老师毫不犹豫地说了八个字：“既然写了，干嘛不发。”就这样，在那老师的鼓励下，我壮着胆子，把小小说《情》寄给了《法制日报》副刊。大约一个星期之后，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法制日报》副刊李芮老师打来的，大概意思是，看了我写的小小说《情》，觉得改一改可以见报，只是因为时间有些紧，就不再退稿让我改了，李老师自己改，之后，也不再征求我的意见了，可能删的会多一点，请我见谅。当时，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一个劲地说：“谢谢李老师。”1992年8月28日《法制日报》第三版《华表》栏目第450期，刊登了我的那篇小小说，题目改成了《情难言》，字数由6100字压缩到1700字。原稿中破案及两首小诗的情节被删掉了，这让故事更加紧凑，突出表达了主人公情难言的心理活动。我想感谢李老师，可当时接李老师的电话时忘了留下电话号码。《情难言》见报了，我与《法制日报》的情愈加深厚。李芮老师和我素不相识，可编辑和作者的那份情，那种笔中缘，那种认真、敬业、一丝不苟的精神，久久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也因为我的疏忽，没能好好感谢李芮老师，至今令我十分遗憾。

2019年，法制日报社与中华全国法制新闻协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全国法治书画摄影展暨司法行政干警书画摄影大赛”和“法治文化与法治中国论坛征文”活动，我当时已退休多年，但一看是法制日报社主办，仍情不自禁拿起了笔，完成了小文《大力加强公安文化建设，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这篇文章被组委会评为论文三等奖，我还应邀到政协礼堂参加了颁奖仪式。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依然没有阻断我与《法制日报》的情缘，我写了三首关于警察的小诗，投到《法制日报》社区版，虽然未被采用，但心里总把《法制日报》当作自己的娘家，只要有活动，就要踊跃参加;只要有机会，就要回家看看。

真的，我把《法制日报》当作自己的亲人，所以，我与《法制日报》的情缘就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作者系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退休民警)